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配资盈利网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这首脍炙人口的诗，出自清代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赵翼之手。赵翼是《廿二史札记》的作者、“乾隆三大家”之一，亦是一位受到百姓爱戴、以“身处脂膏要洁清”勉励自己的清廉官员。翻开赵翼的人生画卷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出身寒微志存高远的少年，一个身处官场坚守底线的廉官，一个致仕归里以优良家风传世的良师。
志存高远，为民除弊得民心
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赵翼出生在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。关于其家世，据清湛贻堂刊本《瓯北先生年谱》的记载，赵氏家族迁居常州始祖，“名孟堙，本宋室后。元末为高邮州录事，始居常州”。赵翼是否为宋宗室后裔还有待商榷，可以确定的是赵氏家族后来家道中落，沉沦不显，其父赵惟宽仅是一名收入甚微的私塾教师。
乾隆六年（1741），赵翼十五岁时，父亲突然离世。原本窘迫的家庭遭此变故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。身为长子的赵翼不得不挑起养家重担，当起教书先生。后来他在诗中追忆往昔：“童年回忆旧艰辛，天下无如我最贫”，“弱冠我授徒，馆谷仅升龠”。教书所得酬金，除了买纸笔，悉数奉养家人，自己不敢多用一文钱。
然而，贫寒并未磨灭少年胸中的丘壑。赵翼天资聪颖，十二岁便能一日连写数篇文章。他曾以诗明志：“少年意气慕千秋，拟作人间第一流。”一个寒门子弟，以“千秋”为志，以“第一流”自许，这份气魄与担当，支撑着他走过漫漫求学路。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赵翼中举。几年后，应选内阁中书，自此步入仕途。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赵翼因文笔出众，入值军机处。乾隆所下汉文谕旨及军需奏折，多出赵翼之手。每一受命，援笔立成，顷刻千言，无不切中要害，深为朝廷倚重。
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赵翼外放广西镇安府知府。镇安府治所在今广西百色德保县。地处边陲，民风淳朴，但吏治废弛，百姓饱受盘剥之苦。赵翼到任后，勤恳执政，事必躬亲，经常下乡察民情、问疾苦，就是在隆冬时节，亦“深山穷谷无不亲历”。每至一处，妇孺争相出迎。
在察民情、问疾苦的过程中，赵翼发现当地百姓饱受困扰的一个严重问题：官府收放仓谷时，有黑心胥吏用“出轻入重”的办法多收稻谷，中饱私囊。春荒借粮时，官仓以大筐出粮，连筐计重五十斤，而筐重五斤，民实得四十五斤；秋收还粮时，仍以大筐收纳，却要在五十斤之外，再加筐重五斤、息谷五斤、损耗五斤，民实纳六十五斤。一借一还，百姓每筐损失二十斤。更甚者，奸吏于秤星上暗动手脚，“持衡高下总在手，手握锤绳紧不撒”。百姓虽心知肚明，却敢怒不敢言。
赵翼闻之，勃然大怒。他当即严惩了一批胥吏，并命人制作了一架“公平秤”，置于公开场所，让百姓自己过秤。他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了“钉秤法”，即在秤杆六十斤的秤星上打一小孔，把秤锤固定，挂秤于房梁，无论收粮放粮，皆由百姓自己挂筐称量，“平准听民自权度”，杜绝了胥吏徇私舞弊的空间。民众不再遭受盘剥，纷纷举酒相庆。
这一消息传到了镇安府辖下的归顺州，州民陈恂等闻风而动，赴镇安府告发本州仍用百二十斤大筐收谷之弊。赵翼当即派人赶赴归顺州，将舞弊的监仓吏予以惩处，又当众焚毁大筐。此举深得百姓欢迎，众人无不拍手称快。
赵翼写有《秤谷叹》一诗，最后四句是“诸葛秤心敢诩同，姚崇秤诫聊可察。虽减墨吏囤积高，且纾耕农釜声戛”。他改革弊政，损害了贪污胥吏的利益，维护了百姓的利益。他在诗中向诸葛亮、姚崇两位前贤致敬，诸葛亮曾说“吾心如秤，不能为人作轻重”，为官当有一颗如秤一样的公平之心，不能因为与自己关系好便图利于一方、与自己关系差便加害于另一方；姚崇曾作《执秤诫》，开篇云“秤者衡，衡天下之平也。君子执之以平其心”，认为君子当“存信去诈，以公灭私”“心能执一，政乃无失”。赵翼将诸葛亮、姚崇的论述落实到为民除弊的实践中，更为生动。
清白自守，勤劳公事慎刑罚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广州知府空缺。两广总督李侍尧权重一时，贪名在外。他早闻赵翼才华横溢，打算趁此机会，笼络赵翼，收为己用。他派人传话：“广州府缺出，广东知府内无可调者，欲向广西选调。而广西各府亦少能事者，惟镇安赵守可胜任。”语中深意，不言自明。面对送上门的升迁机会，赵翼却断然拒绝。他不愿靠“走后门”求官，更不屑屈从官场流俗。李侍尧大为不快，另推荐他人补缺。意想不到的是，朝廷早就对赵翼青睐有加，特选他为广州知府。
赵翼接到调令时正在外巡访，匆匆启程赴任，镇安百姓未能当面送别。及至赵翼眷属离境时，镇安百姓纷纷前来送别，借此表达对这位清官的敬重与不舍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赵翼履任广州大半年后，七十多位镇安百姓竟长途跋涉千里，专程赶到广州，为他献上“万民伞”，再次表达感激之情。
广州是岭南首郡，对外贸易繁荣，商业发达，经济富庶。知府府衙日用豪奢，按惯例每月都会大办宴席。赵翼身处膏腴之地，却未敢忘本。他写下自警诗句：“地当都会多盘错，身处脂膏要洁清。”身处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之地，必要站定立场，长居财富汇聚之地，更要坚守清白。
在广州任职期间，赵翼自律甚严。每日用餐不过三菜一汤；衙中宴饮，大多请同僚代为应付，自己则坐堂处理诉讼，每日至少审定八个案子，常常工作到深夜。其余时间，则轻装简从，巡访街市，或深入乡野，访民疾苦，甚至亲自登上西洋船，与外商接触，问询海外风物，开阔眼界。
有一次，官府捕得番禺海盗108人，无论其情节轻重，可一律斩首。赵翼心怀悲悯，详细分析案情，区分首恶与胁从。他秉持不枉杀、不滥杀的原则，最终严惩主犯38人，其余“案情稍轻”的70人被流放处理。他宁可自己承担风险，也要尽力给仍可自新之人一条生路，表现出一位正直官员在权力面前不徇私、在是非面前不枉法的可贵品格，彰显了中国传统士大夫“慎刑恤狱”的仁政思想。
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赵翼升任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。然而，不久便有人上书构陷他在广州轻判海盗一事，随即被降职查办。赵翼原本已有归隐之意，便以奉养老母为由致仕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四十七岁的赵翼回到了家乡常州。此后四十年间除短暂复出外，未再出仕。
归乡教子，著书立说传后世
赵翼归隐家乡，手不释卷，笔耕不辍，完成了史学巨著《廿二史札记》以及《陔余丛考》《檐曝杂记》《瓯北诗话》等著作，终成一代文史大家。
《瓯北诗话》重点评论了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、元好问、高启、吴伟业、查慎行十位诗人的作品。赵翼论诗，反对厚古薄今，重视创新。他的《论诗五首》也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佳作，其中第二首云：“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李杜诗篇万口传诵，但不随时代发展与创新，也会变得了无新意，必随时代发展与创新，呼应时代的审美风尚与精神内核，才能让诗歌永葆艺术活力。《论诗五首》第三首也常被引用：“只眼须凭自主张，纷纷艺苑漫雌黄。矮人看戏何曾见，都是随人说短长。”诗歌评论要有自己的主见，从自己的艺术标准出发，不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。
赵翼不仅在文学上有自己独到见解，对历史更有精深研究。他的《廿二史札记》刊印于嘉庆五年（1800），共36卷，是他阅读“二十四史”的笔记，当时《旧唐书》《旧五代史》尚未被官方列入“正史”序列，所以称“廿二史”。
此书与钱大昕的《廿二史考异》、王鸣盛的《十七史商榷》并称“乾嘉三大考史名著”，然学术路径迥异于二者。钱大昕赞其“持论斟酌时势，不蹈袭前人”。步入20世纪，《廿二史札记》在史学现代化转型中重焕光彩，为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提供了可以凭借的重要学术资源。梁启超将其列为国学入门书目，陈垣、吕思勉等史学大家亦深受赵翼治史方法的影响。
赵翼写作《廿二史札记》，用力考订史实，但他的志向并不在琐屑的考据，而在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书中重点梳理“古今风会之递变，政事之屡更，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”，尤其深究历代吏治得失，旨在像顾炎武写作《日知录》一样，寓经世思想于历代政治得失和风俗习尚的评议之中。书成后，赵翼赋诗明志：“一事无成两鬓霜，聊凭阅史遣年光。敢从棋谱论新局，略仿医经载古方。”“论新局”是关切现实，“载古方”是求诸历史，寥寥数语，道尽了以古鉴今、经世致用的著史初心。《廿二史札记》的诸多条目将历朝兴衰成败条分缕析，于细微处见大义，于寻常处见深意，那些关于吏治、制度的经典史论，至今仍有强烈的镜鉴意义。
归隐后的赵翼，虽温饱无虞，却始终未忘少年贫寒时光，时常劝导家人要勤俭节约。他携一家老小，着农家装束，与樵夫村民共饮溪边、闲话桑麻。他时常将“田舍翁”的出身讲给儿孙听。这不是自嘲，而是提醒；不是忆苦，而是传道。他教育儿孙“菜根须咬”，要懂得稼穑之艰、勤俭之理。他曾赋诗抒怀：“十年耕读守江村，渐喜家风布素敦。聊以本来还面目，稍留不尽与儿孙。”“布素敦”，意指朴素敦厚，是赵翼毕生守护的家风底色。他不求为儿孙留下万贯家财，只求将这清白品格、朴素之风传承下去。这份“留不尽”的深意，恰如细水长流，泽被后世。赵翼的后人中，涌现了词人赵起、被誉为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”的赵元任等一代俊杰。优良家风，代代相传，其泽甚远。
回望赵翼的一生，我们看到的是：一个出身寒微的少年，以“拟作人间第一流”的志向，在贫寒中磨砺心志；一位执掌要地的官员，以“身处脂膏要洁清”的警醒，在官场中守住底线；一代著作等身的史家，以“略仿医经载古方”的深意，在青灯下探寻治乱兴衰；一位归隐田园的长者，以“稍留不尽与儿孙”的智慧，在平淡中传承清白家风。他用一生证明：清正廉洁，不仅是为官之本，更是传家之宝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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